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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曦文
2016/1/13 11:16:12   本站原创    本站    点击:509次


(一)

现在我们把时光推回到三十年前,1985年的陕北清涧,某一个冬日的清晨,还在睡梦中的小城居民们,至少也是大部分居民(此时的清涧县城,人口尚不足两万),突然被一阵刺耳的小号声惊醒。他们不知所措,有的人翻身坐起,有的人走到窗前侧耳倾听,号声似乎来自小城边的某座山上,这么大清早的吹号干什么呢!军训?警报?好像都不像。扰民呐!有人愤怒地朝山上咒骂了一声,然后关紧门窗,用棉花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把耳朵一塞,继续睡觉。

很多年后,当杨曦文向清涧的老乡们回忆起他当年学小号的这段经历时,老乡们恍然大悟地笑了:“那个吹喇叭的是你啊!当年我们好多人准备上山去捶你来着!不过又不知道你在山上的哪个圪崂,早上大家又懒得不想起床,就没去。”

或者我们该庆幸这些老乡们的“懒”,假如他们真的上山找到杨曦文,并痛揍之,也许我们今天就听不到《一世长安》、《塘心如厦》、《老城墙》这样优美动人的音乐作品了。

杨曦文的音乐之路就这样开始。

在此之前,他的爱好是画画,并且小有才华,至少在他的美术老师看来是如此。作为一个老师,谁都希望自己能教出一个或者几个出类拔萃的学生,能把山画得像座山、人画得像个人的杨曦文毫无疑问地进入了老师的视野。他指导他,教育他,尽自己的所能培养他。哪知道这个娃的爱好却广泛得很,美术之外,又迷上了文学,甚至还报名参加了学校的小军乐队吹起了啥子小号。精力这般分散的结果,就是他用于画画的时间越来越少,进步也越来越慢。这一年的元旦,杨曦文代表班级参加了学校的联欢会,用小号吹了一首歌。吹完歌的杨曦文正得意洋洋地观察着现场的反响呢,却被美术老师叫了去,狠狠地挖苦了一顿:“就不是那块材料,还什么都想弄!”

少年时代的杨曦文是块啥样的“材料”呢?我们不能穿越,显然无从得知。但我记得少年时代的我以及身边同龄人的模样,衣服上打着补丁,因为吃得不好而面有菜色,面对有权威的人士时,通常的反应是沉默,甚至瑟缩着——那个时代一个普通农家孩子的形象大致如此。杨曦文的母亲种着地,父亲是个中学老师,有一份固定的工资收入,听上去日子似乎要好过一点,但他家有4个兄弟姐妹,杨老师那点微薄的工资也就勉强够一家人糊口而已,所以少年杨曦文与我记忆中的这种模样应无多大差别。

这样的少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内心自卑而又极度自尊,听不得别人说自己无能,杨曦文当时的反应正是如此,美术老师的这番挖苦深深地刺激了他,碍于老师的权威,他不好当场反驳,但在心里却暗暗地发着狠:“我就要学小号,你管不着!我一定要学好,让你看看!”

我们现在见到的杨曦文温文尔雅,文质彬彬,说话慢条斯理,面带微笑,一副标准的文化人形象,似乎跟“狠”这个字完全不搭边,但事实上,他身上的确有一股狠劲——一个毫无背景的小城少年,时不时饿着肚子,身边几乎没有任何资源可资利用,所能仰仗的似乎只有自己那点看不见摸不着的才华,如果再没有那股子一往无前的狠劲,也许早就泯然众人了。

杨曦文对自己的狠在他走上音乐之路的一开始就体现了出来。我们再回到当年清涧居民所听到的那一阵号声,当时是元旦后的某一天,时间是凌晨,杨曦文从温暖的被窝里爬了起来,摸索着找到他从学校借来的小号,为了不去惊扰家人和邻居,他决定找一个僻静的所在,于是他爬上了山。——他那时年幼,不知道声音在高处传得远的道理——在山上的某一处他看到一棵长得比较顺眼的树,于是停下来背靠着它,双手哆嗦着平举起小号,用嘴含住了号嘴。

在陕北生活过的人大概都领教过冬天的冷是个什么滋味,杨曦文裹在厚厚的羊皮袄子之中,却依然冻得直打颤,他的嘴唇是冰凉的,似乎已经失去了知觉,但在含住更加冰凉的号嘴的那一瞬间,还是有一股彻骨的寒一下子攫住了他!他浑身一激灵,但紧含住小号的嘴却没有松开,他就这么开始了自己的音乐生涯。在此之前,小号或者说音乐不过是他爱好的一种,从这一刻起,就变成了他人生的目标所系。

卯足劲吹了一段曲儿之后,杨曦文张开嘴,准备换口气接着再练,但一阵剧烈的疼痛猛然袭来——他的还算有点温度的嘴皮被冻在冰冷的号嘴上,现在上下已经被各扯了一块下来。假若是一般的小孩子,遇到这种情况,按常理一定是回家上药,然后休息,连续养上几天,等嘴皮好了之后,再练不迟。然而杨曦文却没有放弃,第二天凌晨,他依旧哆嗦着爬上山,当然这回他学乖了,吹之前先用掌心把号嘴捂热,然后衔住,坚持着练了下去。

这一坚持就是7年,直到他靠着吹小号的专长考到西安去上学,接触到更多、对他来说更新奇的乐器为止。

1992年,杨曦文考上了陕西省艺术师范学校。这是个中专学校,上世纪80年代直到90年代初的中专还是个香饽饽,考上了就每个月发30斤粮票,毕业了国家包分配,还是个干部身份,这对于一个家庭经济情况不佳的农村或小城青年来说都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彼时的西安远远谈不上现代化,艺术师范学校又地处临潼,位置更是偏了一点,但比起陕北清涧,已经不知繁华了多少倍。在这里,杨曦文的眼界开始打开,最重要的是他见到了更多的乐器,并接触到更多的艺术形式。

杨曦文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钢琴和架子鼓、吉他等乐器时的畏惧与惊喜。这个20岁的年轻人此前见过的乐器只有小号、唢呐、锣鼓,像这些洋玩意儿他只是在电视中见过而从来没有接触过,以至于在看到别的同学演奏这些乐器的挥洒自如时,有一瞬间他感到手足无措。

但凭着对音乐的热情和极高的悟性,以及那股子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狠劲,杨曦文很快就解决了这种不安的局面,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由生疏到熟练,逐渐掌握了吉他和钢琴等乐器。又过了两个来月,他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居然已经利用一些能够动用的乐器组建了一个乐队。

当时的临潼虽然还没有今日的繁华,但此地环境极佳风景优美,又靠了唐明皇和杨贵妃的余荫,向来是旅游胜地,游客络绎不绝。因为有温泉,一些国家单位也在这儿开了干部疗养院,往来多冠盖,整体的消费能力还是不错的,周边也算是商家云集,甚至连酒吧都有了。

此时邓小平已经南下,改革之风也逐渐蔓延至西北,人心思变,更求新。许多新事物也很快被平民接受和欢迎。这支叫北极星的乐队就在这种背景下迅速站住了脚跟。


乐队组建后不久,杨曦文他们跟当地的酒吧联系,每晚进行一场表演。杨曦文担任主唱,有时也表演他最拿手的小号,另有同学担任吉他手等等。报酬是每人每晚八元。而当时的工资,一般人不过一二百元而已。杨曦文每月的收入能达到二百多元,已经非常可观。

在酒吧的表演让杨曦文他们有了第一批观众,更解决了拮据的经济问题。

杨曦文还记得当时他们在领到第一份报酬后欣喜若狂的心情,有钱就任性,他和队友跑回宿舍,把全宿舍的同学都喊上,请他们到饭店一人吃了一大碗拉条子,并就着拉条子里的菜和肉喝了几瓶啤酒,那时物质不丰富,大伙儿平时在学校食堂吃得都非常简单,缺油少菜的,肚子里早已淡出鸟来,一大碗加肉的拉条子已是无上的美味。

喝完杯子里最后一口啤酒,杨曦文摸着肚子,打着饱嗝,突然惊讶地意识到,原来用音乐来谋生,居然可以谋得这么好!对于他这样的寒门子弟来说,大凡一项爱好,如果不能用来谋生,经过现实的洗劫后就很难再坚持下去。而杨曦文则在这次的初试牛刀之后,即下定了把自己和音乐绑在一起的决心。在此后的生涯中,他的每一笔收入皆来自于音乐以及和音乐相关的工作。他依靠着这些时而微薄时而丰厚的报酬,一步步地构建着自己的音乐世界。

白天上课,晚上演出,周日则要么聚会,要么游玩,要么窝在教室里舞弄那些乐器。杨曦文在艺术师范的生活紧张而充实。

时光飞逝,第一学期就这样结束了。杨曦文用积攒下来的演出报酬给父母亲买了一些礼物,父母很高兴,别人家的孩子,上学就是个花钱,而自己的儿子居然已经能挣钱了,搁谁都忍不住兴奋。

就在这个期间,杨曦文有了进一步深造的想法,他想考西安音乐学院。

此时杨曦文在音乐上的目标已逐渐清晰。在北极星乐队中,他虽然担任着主唱,但他清醒地认识到,唱歌并非他的长项,而小号演奏在演出时的受欢迎程度似乎也一般,不过在演出过程中,他发现了自己在音乐上另有潜力,那就是在乐曲的创作上,有时偶尔来一段即兴演奏,大家都觉得曲调还蛮像一回事。这一点让他惊喜,有时闲下来,他就琢磨我是不是还真有作曲的才能呢?如果真能作曲,那是不是就算得上音乐家了?

这个想法让他很是激动,但要实现这个想法,就必须要有更高级的专业知识,艺术师范的教学显然达不到这个要求,而在离临潼不远的西安城内,就有一座闻名遐迩的高等音乐学府——西安音乐学院,那里培养过很多优秀的音乐人才。要是能去那里学习……杨曦文忍不住要畅想自己的未来了。

就像当年下定决心要学小号一样,几乎没有什么犹疑,他立即决定要去报考西安音乐学院。为了避免父母担心,他没有把这个想法告诉父母,而要等到事情有了眉目之后才告知。

第二学期的杨曦文,一边上学和演出,一边复习功课,准备迎接考试。

1993年3月份的时候,杨曦文信心满满地走进了西安音乐学院的专业课考场。一段时间后公布考试结果,杨曦文专业课成绩名列前茅。不久后的7月初,他文化课又考了个第一名,上西安音乐学院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这个暑假的8月上旬,杨曦文在家中接到了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那几天,他快乐得简直要飘了起来,走路时带风,睡着了能笑醒,跟别人吵起架来都像在唱歌。

但很快,他就为自己的少不更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93年的9月是杨曦文的滑铁卢。

9月1日本来是开学的日子,但是杨曦文却依然呆在家里,因为这一年4月,西安音乐学院有一幢教学楼发生了火灾,全部修整好要到十月初,故学院通知他们这些新生十月初再去报道。

就是这一个月的时间改变了杨曦文的命运。

在接到通知书后,杨曦文曾想过跟艺术师范的老师说一声自己要上音乐学院。但当时通讯不发达,手机还叫大哥大,只能在香港的电影中看到,要打电话只能打到校办公室,然而学校放假了办公室没人。交通更不便,从清涧到临潼要转几次车,路上走好久,专门去一趟不划算。杨曦文于是没有理会,他想自己反正已经考上了西安音乐学院,有学上了,等到了西安音乐学院上学后,再告知老学校也不迟。

开学时艺术师范的老师发现杨曦文没来,他们不知道出了何事,是生病在家?还是路上出啥事了?赶紧打听,有知道内情的同学告诉老师,杨曦文考上音乐学院了。老师把这一情况反映给了校教导主任。主任愤怒了,一个在校学生擅自去考音乐学院也就罢了,居然连招呼也不打一个,这无疑是对学校的极大蔑视!他立即派人去西安音乐学院的招生办,查了杨曦文的档案,然后又找到省招生办,告诉负责人,杨曦文是他们学校的在校生,未经允许擅自参加高考是违反校规的,要求省招生办放弃录取杨曦文,省招生办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搞定省招生办这边的事情后,教导主任又召开会议,宣布要对杨曦文进行严厉的处分,初步的决定是直接除名,只等校长签字即可。

我们当然不能谴责艺术师范在这件事上的处理方式,校有校规,这样的处分对一个没有社会经验的年轻学子来说虽然严苛残酷,但站在他们的角度上,似乎也无可厚非。

得知消息的杨曦文如遭雷击,连同他的全家一下子陷入巨大的恐慌之中。他惶惶然不可终日,时值盛夏,天气炎热,他一颗心却如坠冰渊,但忽而又燥热不堪。时而痛恨自己的处事不当,时而又怨愤学校对他的冷酷无情。他年轻,之前又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件,一时竟不知如何处置。而他的父亲则挖空心思琢磨有什么能搭上的关系,但他一个陕北小城的普通老师,触角又如何伸得到遥远的西安?

在那段时间内,杨曦文真正体验到什么叫度日如年,什么叫寝食难安。他每天都在忐忑不安中度过,期盼着有一天天上能掉下来个好消息,比如说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传言,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处分,又比如说学校领导突然良心发现放他一马,然后一切烟消云散……

但好消息,又躲在哪里呢?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九月中旬。

杨曦文的姐姐当时在西安市第一医院实习,这一天她跟带她实习的老师说起弟弟的遭遇,老师说:“艺术师范?我有一个学生的爸爸就是那个学校的校长啊!”

杨曦文头顶上乌云密布的天空就这样晴朗起来。

几天后,杨曦文回到了学校,由姐姐老师的学生领着,见到了校长,校长听完他的诉说后,拍了拍他的肩膀:“年轻人做事不周也是难免,你回去上课吧,主任那边我跟他说一声。”

杨曦文疲惫不堪地回到了他的教室,心中不知该欢喜还是该悲伤,他丢失了在音乐学院深造的机会,但保住了艺术师范的学籍,折腾一大圈又回到了原点,还连累得一家人都因此而着急上火,忧愁担心。

此前的杨曦文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经历过这一次重大的挫折后,他变得沉默寡言,总是一个人窝在宿舍里,不出去玩,也很少跟别人交流。我少时在乡下老家,时常见到有一两只斗败的小公鸡,扑腾到一个角落里整理自己的羽毛,那时的杨曦文大概就是这种形象吧。

此后他重新开始了按部就班的校园生活,白天学习,晚上演出。他对自己人生的改变做出的第一次的努力,就这样被自己的处事不当和外部的现实一起粉碎。柳青说人生最重要的往往就是那么几步,杨曦文的这一步没有走好,好在他还年轻,还有的是机会。

但彼时是1993 年,变革虽已开始,然而整个社会,尤其是西部社会,依然处于一种惯性的封闭状态之中,机会对于一个普通的学子来说,总是那么渺茫无期。

三年的师范生活结束后,包括杨曦文在内,北极星乐队的成员一起被西安东方机械厂收至麾下,从事职工文艺工作。东方厂是个大厂,正式职工多达1万5千人,主要从事军工产品的生产。杨曦文他们的工作主要就是给厂里爱好文艺的职工做做指导,丰富一下工厂的业余文娱生活,并负责节假日的演出活动。

我在老家丝绸厂待过四年多,先当技术员,后从事车间的管理工作,深深地了解工厂生活的枯燥与乏味。杨曦文的工作看上去似乎轻松和有趣得多,但他事实上前途渺茫。一个没有任何背景、所拥有的技艺又跟工厂主体经济毫无关系的年轻人,想在这家国营大厂里有所作为是不可能的事。他的未来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呢?难道就这样像一种应景的道具,每逢工厂要布景的时候就出来充当一下摆设?

作为一个还有点理想,自信也有些才华的青年,杨曦文当然不愿意就这样终老一生。

某一日躺在工厂宿舍里,杨曦文手抱在脑后,眼睛直瞪着天花板,又一次开始设想起自己的未来。那白白的天花板像是一块银幕,在他眼前幻化出许多跟理想有关的绚丽场景,但转瞬却又变得苍白。从拿起小号的那一天起,他的梦想就一直跟音乐有关,直到目前为止,他的学习与生活也一直没有离开过音乐,但似乎又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1999年5月,在东方厂干了4个年头之后,杨曦文毅然辞职,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开始再一次寻求学习深造的机会。

他先是报考了北京××音乐学院。这个学院校舍大气漂亮,硬件设施很好,校长还是个声名赫赫的音乐家,当然学费也很贵,一年需要16000块钱。这几乎是他全部的积蓄了,但他毫不犹豫地交了学费。他期望着通过学习,自己能在这里获得实质性的进步。然而现实很快就给他的满腔热血泼上了一瓢冷水。他发现原来这个学院的软件跟它的硬件相当不符,教学质量非常一般,远非他心目中所期望的高等学府的模样。

杨曦文深深地痛恨起自己的莽撞,他感到羞愧,几年前自己就因为行事不周而遭到了巨大的挫折,到现在居然还是毫无进步。

他当机立断地退了学,学院退给他五千元学费。但他没有就此打退堂鼓,而是窝在北京寻找着新的学习机会。

1999年10月的一天,一个朋友告诉他,中央音乐学院电子音乐中心第一次招收本科生,建议他试一试。

杨曦文立即前往中央音乐学院咨询了相关事宜,然后开始投入到紧张的考前准备中。

2000年2月,考试开始。结果如你所知,他凭着出众的的才华,毫无悬念地成了中央音乐学院的一名大龄学生。

这一年他28岁,离他当年报考西安音乐学院,已度过漫长的七年时光。这七年,本该是一个人学习专业知识的最佳时段,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没有荒废自己的青春年华,但像音乐尤其是作曲这种专业性较强的学科,他靠自己的摸索又能有多大的进步呢?

假如他七年前就进音乐学院深造,那么这时他应该毕业三年了。28岁已经是开始出成绩的年龄,但他现在,却要以一个新生的身份,开始自己七年前就准备开始的学业。

他站在中央音乐学院校园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那些比他年轻的都是学生,他们青春而朝气,略带着一点点趾高气扬,就像七年前的自己。那一刻他恍然如梦,仿佛置身在这个校园里的自己就是当年那个轻狂、执着的少年,呼朋引伴,呼啸来去,旁若无人地弹着吉他,并且大声歌唱。

但他很快就回到了现实,现实中的他年近三旬,当年的年少轻狂早已被岁月消磨。他变得沉稳,外表看上去再没有当年那种澎湃的激情,唯有心中的那份执着却从未改变。这份执着把他由一个小城少年带上了音乐之路,今后,也将带领他走向一个更远大的未来。

在中央音乐学院的5年中,杨曦文的学习真正达到了如饥似渴,他白天泡在教室里,听着张小夫等教授的讲课——张教授是中国电子音乐学科的开拓者,号称“中国电子音乐之父”——晚上和周末则去学校开的音乐工作室帮忙配乐。这是个好差事!他借此将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充分地运用到实践中,并逐渐融会贯通。同时还能利用课余时间接一些伴奏之类的小活,挣一些零花钱,让自己的经济状况不再那么捉襟见肘。

他的生活充实而紧张,甚至可以说是辛苦。但他的音乐之路从起步开始,从他爬上清涧城外的小山坡,并被冰冷的号嘴撕扯下嘴皮那一刻开起,就注定不会安逸而平坦。比起清涧城外冰冷的山坡,比起他年少时考上西安音乐学院后紧跟着面临失学的恐惧和绝望,现在的这种生活与学习状态几乎让他觉得自己已经置身于天堂。

2005年,杨曦文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在张小夫教授的推荐下,他给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做了许多音乐。考虑到父母年事已高,2006年杨曦文回到西安,先是在一家音乐工作室做了一段时间音乐制作人,2008年组建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再过两年后他创办了西安大华唱片公司。此后的经历无需我赘述,他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些成绩在他的简历中自有介绍。

杨曦文是陕西省当代乐坛中真正有实力能在全国范围内创造影响的为数不多的青年音乐家之一,他的许多作品如《一世长安》、《老城墙》、《塘心如厦》等等都是一流作品,放到全国乐坛来考量也毫不逊色。但他当然还远远谈不上达到巅峰,他缺少几首或者至少一首在全国都能传唱的作品。

杨曦文没有跟我谈及他对自己未来的期许,但我知道,在他心目中一定有一座属于他自己的巅峰,他正在努力地向上攀爬。从少年时代他爬上清涧城边的山坡开始,二十多年来他不断地向着自己的目标攀援而上,在有的山上他摔了下来,但更多的他爬了上去。他现在正当壮年,精力充沛,经验丰富,音乐创作技巧日趋娴熟,创造力旺盛,正是能出成果的好年华,或者有一天,我们就会看到他正站在某一巅峰之上,让我们瞠目不已。(本文刊发于2015年7月《音乐天地》杂志)

杨曦文,路边学社社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子音乐学会会员、陕西省音乐文学学会理事、陕西省数字化音乐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名人协会少工委副主任。陕西清涧人,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青年词曲作家,著名音乐人。

曾为《大米市》等十多部影视剧担任作曲及音乐制作工作,为多部电视片和广播剧担任作曲及录音,为大型时尚歌舞剧《延安印象》创作、制作全部音乐并担任音乐总监。

歌曲《与北京相约》获2008年“声音奥林匹克”国际电子音乐比赛青年A组优秀奖;制作的广播剧《熊宁》获2009年第十一届陕西省“五个一工程奖”;2012年创作歌曲《追梦照金》、制作广播剧《古城情报战》分别获第十二届陕西省“五个一工程奖”;2014年作品《美丽西安》获西安市“五个一工程奖”;2015年作品《塘心如厦》获第二届打工歌曲创作大赛银奖等。